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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意识到了，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不能光有商业性金融，实施现代化战略必须匹配上另外一轨的政策性金融。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就是推出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旗舰，首先在中央层级上成立起来，以后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还有其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国家级又出现了好几个。当然也有探索中后来并不成功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它开始定位就是比较模糊的，同志还破例在内部给他们题了词，鼓励作出探索，但是几年以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政策性信用担保之路越走越窄，最后是转为商业化轨道上的一般性投融资业务了。
总体来说，国家决策机关意识到必须有政策性金融，而我作为研究者的说法，这个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匹配，不应单纯看它们二者谁的份额高一些、低一些，它们的意义同样都是在战略层面。中国必须坚持实施追赶赶-超战略才能够完成现代化目标，因为我们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被人家甩下不知道多少条街，严重落伍了，现在实现常规的发展、比较优势可以支持的发展，不足以解决中国怎么样现代化的问题，因为人家也在继续发展，只有中国的发展带有超常规特征，才可能完成追赶，最后跟美国有可能在2050年前后，达到综合国力和创新能力基本在一个平台上那个状态。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层面的政策性金融的体系，它的战略意义就是要守正创新、守正出奇，既充分认识市场决定论，又特别注重政府作用论（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和市场的结合提升到一个“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更高的境界上。
国开行的一些以特定投融资主体定位的投融资创新追求开云官方，也非常可圈可点，时间关系不在这里展开说。开办以后，国开行的业务由于种种考虑，在陈元同志那里是愿意把“政策性金融”改变一个表述，叫作“开发性金融”，这自有其苦衷，和在业务活动中规避风险顶住客户方一些过分要求的好处，但从理论认识框架上讲，我个人的看法比较直率：我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所谓开发性金融，虽然自己不称为政策性金融，但有非常浓厚的政策色彩，我们用开发性金融的表述，同样不能避免非常浓厚的政策色彩。世行、亚行的背景是什么？都是主权国家作为成员国，都是国家意志，合在一起，要实施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侧重于欠发达经济体业务而行使它们开发性金融的银行功能。中国更是这样，不论把它表述为开发性金融还是政策性金融，做的实际是基于一个首先考虑国家意志、而不是考虑本银行盈利的非常明确的战略定位，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簇目标（不可能是简单的一个盈利目标）。在商业性银行那里，考核原则非常简洁，它要通过“锦上添花”式的资源配置机制实现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投资和尽可能高的业绩回报，这是商业性金融必须掌握的锦上添花这种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而我们组建的国开行和其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更多要强调的是“雪中送炭”——这种雪中送炭的功能就是政策性的功能。那么和这个特点相类似的地方融资平台，它做的是什么？没有一个是真正以盈利为单一目的的，地方政府注资成立平台公司，都是要贯彻实施自己政策性的意图，追求政策色彩非常浓重的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必须要考虑的这种政策性融资的运行载体。
地方在这方面，也有其他一些探索，比如曾经有全国高达几千家的信用担保机构，是按照政策性信用担保定位的，以后在发展中间大都陷入两难局面开云官方，真正成功延续着发挥政策性功能的，现在国内已不太多了——这是探索中我们必须承认的所遇到的一些困惑。融资平台和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相比，它的作用一般要更明显、运作的资金量要大得多。在全国高峰期可能有上万家、现在仍然延续着有几千家在运行的过程中，地方层面的这些融资平台作为地方国有企业，它们的创新追求，我认为跟国开行、与国开行类似的国家级的政策性开发型金融机构，是有内在契合的，是在不同层面上，但可形成一个对于超常规发展的支撑体系。这样一种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央也好，地方层面也好，都在贯彻国家意志和政府战略。学理上相关其必要性的说法，就是当年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在陈元同志总负责情况下，研究“紧运行”为主题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时候明确所说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能等待漫长的、我们等不起也行不通的华盛顿共识认识框架之下利润平均化的成长过程和结构优化过程。按照华盛顿共识，充分让市场在完全竞争假设之下竞争起来，早晚会有平均利润率引导出来的结构优化，而有这个结构优化似乎就可以进入现代化过程了。但在中国，一个是看起来这个过程即使运行起来开云官方，也是非常漫长的，我们等不起，因为我们实际上被人家远远地甩在后面，曾经非常落后，要大踏步跟上时代，现实中面对的种种与发展中需要追赶相关的压力，是等不起这种漫长过程的。再一个，是国际竞争中，走在前边的发达经济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到了一定的时候人家就不允许你按照常规追求中国的和平崛起了，美国要全面遏制中国，便是由此而来。所以前面已强调过中国必须有比较优势战略之上的追赶-赶超战略。
这样，就必须跨越以平均利润率机制配置资源的眼界，要有中国特色地、鲜明地在资源配置的一些重要领域，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性增长极打造、尖端科技领域突破“卡脖子”局面、整体开发格局加快速成等方面，守正出奇。为推进地方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引导市场预期，已有超乎常规发展的一些特定的守正出奇作为。这方面陈元同志曾有一些总结，我也有过反复的理解。他有些话带着学术色彩，比如说，他强调“政府入口，市场出口”。什么意思？我理解是指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中部、西部，要想在市场找一个入口找不着，因为这个市场还几乎完全没有发育，我们得要首先利用政府可能形成的在信用领域里的那种可靠性，以政府入口，来给这个区域做增信，让它可以得到融资支持发展起来。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合在一起，还是首先要讲风险控制的——商业性金融锦上添花，政策性金融雪中送炭，合在一起也必须首先有风险控制，政府入口是在掌握总体上风险可控的同时，要培育市场，建设市场，加快形成对应区域由整个市场作用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进程，超常规地使中国一片一片的地方政府辖区，能够更快去对接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
那时候我就认为，其实国开行非常值得称道的一些战略举措的经验总结，是有深意的。比如说，和地方政府形成战略协议来授信（那时候我参加过具体的仪式，陈元同志也在，对辽宁省政府一下授信700亿元，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把地方政府认为有必要的一群项目打包——当然也就要有国开行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这里跟他们对接，形成一个总体的授信覆盖的项目群。这里面实际是把高高低低的一些项目，众多的单个项目——包括就个案而言根本通不过风险控制关口的项目，都拉在这个包里了——高高低低的项目打成包，使总体的风险度可控，而实际上加快了地方超常规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地方融资平台发挥功能作用，是不是应该借鉴类似的一些经验？我认为应是这样的。
政策性信用担保的机理，是把一群单个的项目打包，以财政贴息式支出对应其“代偿损失”部分，也正是和这个经验类似。包括现在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地方政府特别急于想解决的一些项目建设，如单个的看做不成，比如说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必须精准扶贫，山区精准扶贫一定是“要想富先修路”，但这个山区修建一条硬路面之后，配不上任何的现金流，沿途没有什么建收费停车场的可能，没有什么广告位的价值，那怎么办？做单个的PPP做不成，但如果打包，可能豁然开朗：可以在规划连片开发时，把这个项目打在包里面，算总账，参与进来的企业仍然是在商言商，有望取得整个投资的回报（这个回报率必然不是暴利的，但是可一下覆盖很长时间段，一些企业决策者的偏好上，是其认可的“非暴利但可接受”地一下覆盖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时间的回报模式，于是他愿意干）。这样一个打包中，政府的增信和企业的积极性调动，就是体现前面所说螺旋式上升的政府和市场主体在一起开创新局，追求超常规发展。
地方融资平台在这方面的作为，机制创新方向上跟开行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是内在契合的，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样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如果做个简要评价，在中国还远远不够。当然，地方同志、银行工作的同志，无论是商业性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各自角度不一样，大家工作都非常繁忙，研究者由于种种原因，也往往并不能非常及时地跟踪创新的发展。理论研究在这方面，应该有紧密结合实际的努力，应有更多的研究者来承担责任。我们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正是在这方面有这种意识——我们不为了创新而创新，就是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的实践，已经可以超越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认识框架，上升为理论。我们特别强调，不能只讲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一定要加上守正出奇、守正创新的供给管理。优化结构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国模型之下会有丰富的经验、丰富的实践养料的大文章，研究者应该在这方面更多做努力，提出条理化认识。中国已明确表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可说是世界上越来越为人所注重的“结构性改革”一个重点的全球案例。在这方面，我们一些想法是于现实生活中受到启发以后，在努力提炼。今天我汇报的这样一个从商业性金融到政策性金融、到现在升级发展的PPP、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等，内在逻辑还是要回到“守正创新”这个已经明确树立的概念，在“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这个基本命题上，总结我们的经验金融投资，从而提升我们的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