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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投资(value investment)如同种树，仅需少量行动，但要大量的耐心；而多数人适得其反，往往付出大量行动，却仅有少量的耐心。用错配方，想要得到理想的回报，恐怕只会是一种奢望。

　　另一方面，投机交易(speculation)如同开车，需要时刻警惕风险，不断探索认知和速度的边界，不停追逐交易机会；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则要两者兼备，既能开车，又能种树，一方面不断搜寻新热点，另一方面要带来资源，赋能创业公司，帮助其成长。

　　用开车的心态来种树，一定会常常失望；而以种树的心态来开车，一定会非常焦虑 --这也是为什么在投资圈里，很少看到快乐的投资者，多数人都在失望和焦虑之间摇摆、挣扎。如果幸福能量化的话，许多人在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却获得了很低的幸福回报率。

　　不同的投资方式，需要不同的核心能力 --价值投资如同种树，需要在一个地方深耕，形成一个如巴菲特所说的、有很高壁垒的能力圈(circle of competence)；伟大的投机者，如索罗斯，就像优秀的赛车手，对瞬间即逝的超车机会有天然的敏感，对风险有超越常人的耐受力；而风险投资强调的是快速学习(fast learning)和资源调配(resource allocation)的能力。

　　不同的投资方式，会造就不同的超级明星 --巴菲特和索罗斯分别是价值投资和投机交易的巅峰，神奇的是，两位都是同一年出生(1930年)，但前者种树，后者开车；就像不同的运动需要不同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把乔丹(篮球)、马拉多纳(足球)和泰格.伍兹(高尔夫球)互换，这些明星的表现恐怕会面目全非，在投资领域里也是如此。

　　和种树一样，价值投资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才能享受到复利效应 --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近35年，持有美国运通超过30年，他在1965年收购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当时如果有人投资了100美元，现在会变成惊人的240万美元!

　　在投资的世界里开云官方，种树的心态往往是稀缺品 --上证综指在过去 10 年里一直徘徊在3,000点上下，引发了不少争议和抱怨，但自 1990 年创立以来，它已上涨了 31 倍（年化回报率达到11.2%)；然而，如果投资者错过了前 5 大涨幅的交易日(仅占所有交易日的 0.06%），其年化回报率将减半至 5.5%(总回报仅为 5 倍），32 年内前者的总回报达到后者的 6 倍! 据我们估计，目前散户(retail investors)贡献了A股大约60% 的交易量，如此巨量说明，散户们如同开车一样，频繁交易、不断追涨杀跌，因为一点消息或波动就过度反应，很可能错过最佳交易日；很低的风险承受力、很高的资金成本、很少的深度研究、加上极少的耐心，是成为韭菜的完美配方。

　　无论种树还是开车，风险管理的核心是自我管理(self-discipline)，而自我管理往往是逆人性的，需要与人性搏斗，难度极高 。

　　种树和开车的风险也不同 --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因为等待的周期较长，如果选错了标的，无论是低门槛、充满竞争的赛道，或有结构性缺陷的商业模式，还是品格、能力有问题的管理层，再加上付出毫无安全边际的资产溢价，都蕴藏了巨大风险，除了资金外，还会损失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最终为错误买单。

　　另一方面，开车则要注意车祸的风险，因为追求极致的速度，往往极易翻车 -- 杰西.利弗摩尔(Jesse Livermore)可能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杰出的投机家，他在1929年大举放空美国股市，从股市大里赚取了前无古人的一亿美元，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断的投机最终导致了利弗摩尔的破产，10年之后他选择了自杀，离开世界时已经资不抵债。交易中的另一个巨大风险是财务杠杆，尤其是通过巨额借贷或金融衍生品进行投机，Bill Hwang曾是老虎亚洲(Tiger Asia)的前基金经理，后通过其家族办公室Archegos大量使用杠杆，在2021年股灾中损失了二两百亿美元，并且造成了其交易伙伴瑞士信托55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无论种树还是开车，风险管理的核心是自我管理(self-discipline)，而自我管理往往是逆人性的，需要与人性搏斗，难度极高 --比如成功后容易骄傲，恰恰是人性；而要成功后不自大骄傲，却是反人性的；骄傲带来的风险盲点，导致武圣关羽在事业巅峰大意失荆州，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没有信仰和价值观的重塑，单靠毅力来做好自我管理，就仿佛要拔着自己的头发上月亮，不仅内心备受煎熬，甚至动作都会变形，常会无功而返。

　　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也影响性格，价值投资人和投机者的不同性格，往往来自于其不同的成长经历 --巴菲特和索罗斯虽是同龄人，但前者出生于安定而保守的奥马哈，父亲是个股票经纪人、后成为美国的国会议员，家庭殷实稳定，并让巴菲特从小就对投资耳濡目染；日后他从师于著名的价值投资创始人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受过价值投资最纯正的熏陶；巴菲特虽在少年时身处二战，但并未受到战火的影响，并且他见证了美国经过二战成了世界上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超级强国。与巴菲特不同开云集团(中国)官方网站，索罗斯则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父亲是位律师，在一战时成为战俘，索罗斯13岁时德国占领了匈牙利，由于二战期间每三个欧洲犹太人中，有两个最后会被屠杀，犹太家族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这些经历培养了索罗斯对宏观政治和风险的高度敏感；17岁时索罗斯移民到了英国，后于伦敦政经学院从师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强调可证伪性是科学不可缺少的特征，提出理论虽有时无法证实，但可以证伪，其主要著作有《科学发现的逻辑》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这些教育对索罗斯以后的宏观投资并挑战市场影响巨大。

　　李嘉诚(生于1928年)也出生于巴菲特和索罗斯的同一时期，他的投资风格介于两者之间，既有长期持有的资产，包括地产、码头、能源和电讯事业开云集团(中国)官方网站，也有机会性的交易(opportunistic investment)；李先生生于广东潮安，其父曾担任小学校长，他12岁时因日军入侵随家人逃亡香港，15岁时父亲过世，虽然此后辍学再未经过正规教育，但他保持了极强的自学能力，并且身边常用顶级人才，如霍建宁、袁天凡和Simon Murray(马世明)等，都曾是知名的打工皇帝；并且因为香港本地市场狭小，再加上并购了业务多元的和记黄埔，所以很早就开始了多元化、全球化的尝试，在诸多领域里均有经营和投资，也使得李先生多年来稳居亚洲首富之一。毋庸讳言，成长经历造就人的性格，而性格则影响投资风格，相辅相成，相互契合。

　　种树和开车，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投资如种树，要选择永续性的事业，比如美酒(茅台)、咖啡(星巴克和瑞幸)、和可口可乐，因其消费者容易上瘾而有可能成为终身会员；另外商业模式生而不同，也分三六九等，有些天生好命(比如拥有网络效应的网上平台、奢侈品牌、有专利保护的技术和产品，都能产生高毛利和高资金回报率)，有些天生辛苦(譬如传统零售业和传统制造业，竞争剧烈而毛利极低)；它们的成长潜力不同，投资回报自然也会不同 -- 比如互联网行业曾高速增长，据我们估算，过去20年里，中国的游戏产业成长了400倍，而电商行业更是暴增了一万倍! 由此产生了腾讯、阿里等龙头企业，催生了众多新兴产业和就业机会，也为投资人带来了可观的回报，形成多赢的局面。

　　另一方面，多数投机交易是零和游戏(zero-sum game)，投机者们专注于市场的低效率(market inefficiency)、对家错误(counterparty mistakes)、信息差、及市场情绪的波动，从中发现资产的错误定价(mispricing)，寻找投机、套利的机会；因为是零和博弈，往往对参与者的意志力、敏锐度、风险规避能力和痛苦承受力，都是重大的考验。我曾经参观过好朋友的交易室，他需要同时关注八个屏幕上不同类别资产的价格变化，包括股票、指数、债券、大宗产品(commodities，如石油和金属)、货币和利息等，每天至少需要上两班，白天在亚洲、澳洲和英国等市场进行交易，晚上则活跃于美国市场，犹如超级运动员，令人叹为观止。

　　许多人生的选择，其本质也是投资决定，除了金钱外，往往还需投入宝贵的资源、时间和精力。

　　譬如孩子的教育，如同种树，本该百年树人，但在内卷的压力下，很多父母用开车的心态来培养孩子，不断给孩子加速加压，误以为学得早、学得多就会成功，结果只会造成孩子和家长的共同焦虑；而大量研究表明，起步早带来的比较优势，未必能转化成长久的竞争优势，但其副作用却显而易见-- 过早强迫孩子做不热爱的事，是违反天性的，第一会扭曲孩子的性格，第二会影响亲情，长远来看，未必是一个好的投资，甚至可能会本末倒置。

　　国家治理如同种树，要付出时间和耐心 --历史上的多个盛世，譬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开元之治，强调无为而治，是亚当.斯密提倡的看不见的手的最早实践 -- 一方面，允许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来配置资源，可以最有效地优胜劣汰、去粗取精；另一方面，受益于这种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民间经济避免了疲于奔命、而得以休养生息，并能按照其最适合的节奏有机生长；最后，时间也为治理者换来宝贵的空间，使他们可以更从容、更明智地做出决策，而思考的节奏往往影响决策的质量，小问题快思考，可以提高效率，而重大问题需要慢思考，会减少致命失误，也无形中降低了试错的成本。

　　与之相反，运动式的治理就像开快车，虽然带来了速度的快感，却大大增加了忙中出错的可能性和资源的浪费 --比如汉武帝和新朝的王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推出新的财政、货币政策(例如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营、告缗令和反告缗令，而王莽在短短7年里推出了4次货币改革、创造了惊人的28种货币)，虽然短期会取得一定效果，但试错成本巨大，耗费了大量民间资源而难以持久，最终汉武帝发布了自我检讨的轮台罪己诏，而新朝的改革则因农民起义戛然而止。

　　战争也需要心态的管理，种树和开车，相应的结果不同、风险也不同 --李牧是赵国的名将，在对抗匈奴时，以种树的心态耐心等待了10年，一方面为己方积累了战略资源，另一方面让对手放松了警惕，直到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时，一战而大败匈奴，属于典型的、孙子兵法所提倡的先胜而后战、先赢而后动。楚汉相争时，楚霸王项羽以开车的心态对待战争，虽然战术上百战百胜，却在战略上一错再错，以至于在垓下一战而亡。

　　种树的心态，要抓大放小，专注于战略目标，而越过战术细节；开车却需要注重战术细节金融投资，无论是二战时发明了闪电战的德军古德里安元帅，还是历史上武力值领先的项羽，都是战术上的专家，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战争的胜利从来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代表有意义。德川家康是忍术的创始人，在日本战国时其实力相对弱小，战术和资源上处于劣势，但他以超乎常人的耐心，等到了最佳时机，在关原合战中，一战而定天下，之后结束了战国时代，为日本带来了两百多年的和平。

　　央行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有双重性，第一要控制通胀，需要避免经济过热；第二要支持就业，则需要刺激经济，这两个目标显然有冲突性，央行需要在当中维持微妙的平衡。决定货币政策，以开车的心态还是种树的心态，可能会带来相当不同的结果 -- 控制通胀做过了头，易造成经济衰退，而刺激经济过度，则有可能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以前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保罗.沃克都是个中高手，他们的领导力，一半靠严谨的逻辑分析，一半则是直觉和艺术(有趣的是，他们加上后来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耶伦都是犹太人，并且格林斯潘早年热衷于乐队演奏，还在知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过单簧管)。

　　现在的大环境下，我们面临大量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仿佛置身于动物园。在牛市时，我们看不到头，在熊市时，我们见不到底；这时候耐心成了稀缺品 -- 究竟是做左面投资人、还是右面投资人? 这不仅是一个战略的考量，更是一个品格的考验，没有耐心、而一味行动，未必能带来成功，但注定会产生焦虑。我们需扪心自问 --究竟要种树、还是开车？如果是前者，就不要贪图速度；如果是后者，就要预备好拥抱各种变化和风险。在这下半场里，挑战已经确定，而机会却尚未可知，所幸的是，每一份压力、每一次冲击，都有可能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季卫东博士为“全明星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该基金专注于投资中国新经济行业的冠军，并通过其吸引的“明星投资人”为企业带来增值。目前已投资的领袖企业包括小米、滴滴出行、商汤科技、满帮、陆金所、Grab(东南亚的“滴滴打车”加美团)、途家（中国版的Airbnb）、哈啰出行、丰巢、天鹅到家(即“58家政)和Fiture(中国智能健身业领袖)等。季博士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及亚洲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的投资研究负责人，参与众多知名企业的上市工作，包括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他在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并被“金融时报”评为亚洲软件与服务产业第一的选股专家（No. 1 Stockpicker)及Asiamoney软件和互联网业的亚洲第一团队。他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MBA学位(院长名誉榜)，他从复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开云(中国)官方网站开云(中国)官方网站